迎新庆 怀旧史

儒家崇“大同”贬“小康”导致东方社会发展停滞

许 统 泽
去年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盛典,今年恰逢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十周年,喜事连连。

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中国历史悠久,可是近代内忧外患,问题出在哪里?

当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主张要让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以达到“小康”局面。

他一提出“小康”,大家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同”。因为在儒家所奉为圭臬的《礼记-礼运》篇中,论述了“大同与小康"的社会形式,而为人所熟悉。其中对“大同社会”的推崇,更成为儒家学者所憧憬的理想社会。

“大同社会”的理想,不但影响了中国与东方国家的学者,有人甚至推测,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极有可能是当年在英国博物院苦读,博览群书时,给他无意间发现或由英国传教士翻译从中国掠夺去的《礼记》一书,从书中《礼运》篇的“大同”篇中得到灵感,而创立了马克思学说。

1992年2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的执政党 -- 蒙古复兴党(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党大会,会上宣布决定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取代该党原所崇奉的共产主义。

作为儒家发源地的中国,儒家论著受冷落,反而在蒙古受到重视。这岂不是“礼失而求诸野乎?”

于是一时之间,儒学之风突盛,加上当时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带有儒家思想的地区和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表现的强劲势头,使许多学者不禁发问,儒家社会的东方国家,是不是开展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大同与小康,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由于文字不多,现先抄录下来供大家参阅。

“大同”与“小康”

《礼记》 “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於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由于《礼运》篇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太过美好了,因此,几千年来,一直是儒家学者们心目中的乌托邦。而对于“小康”社会的现实运作,因受孔子主张“法先王”,“祖述尧舜”的影响,反不受予重视。

现代的看法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大同”篇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可以确定是一个生活在公有制的原始社会。由于生活简单,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强,因此,一个氏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一切为公,也一切从公,便成为非常自然的事。这样的一个原始公有社会,也有称之为原始共产社会。

至于“小康”中所描述,确实是一个以私有制度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从“大同”进到“小康”,便是从原始共有社会进入个人私有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依据一般社会学者的研究,原始公有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就会由公有制转向私有制发展。这原是非常自然的社会发展规律。但也许是古代儒家的失误吧,他们只看到原始社会纯朴为公的真善美,却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有限”的供应,永远无法满足人性的“欲望无穷”的需求这个现实。因此,儒家的这个失误,便使到中华民族在世界社会的发展过程,尤其在近代,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

儒家哲学,重公轻私。对“大同社会”一去不返,虽难以释怀,对于“天下为公”概念,则始终奉为儒家崇高的理想。

中国自汉代崇儒开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主宰历代社会三千年。成为中国以至东方社会的思想主流。孔子祖述尧舜,称扬禅让为帝王的楷模。对于夏禹传子而开始了家天下的私有制,始终抱着贬意。他不认同私有制的“小康”,可是公有制的“大同”,却又一去不回,因此,他只好主张“中庸”。

由于孔子的这个立场,使到后代的儒者,都以提倡”大同"思想为己任。陶潜的“桃花源记”,可说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此外,还有许多文人学者提出各种方案,有的则通过著书立说,宣扬他们的理想。

清朝末年,由“公车上书”到“戊戍政变”(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的著名改革家康有为,便撰写了“大同书”,宣扬他的社会改革理想。

孙中山先生一生献身为中国国民革命。他所提出的“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概念,就是由《礼记-礼运》篇在三千多年前提出的。孙中山先生亲笔题书的“天下为公",作为他一生致力国民革命的目标。

因此就有人这么说过,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许多都是以“天下为公”的“大同”观念来阐释的。

儒学应重视“小康”

可是,如何评估“小康”,发扬“小康”积极的一面,儒家在这方面便付诸阙如了。

儒家不重视“小康”,便不能充分掌握“小康”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其实,“小康”所列举的“设制度”,“贤勇智”,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谋用是作”,“兵由此起”,以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发挥创造力和提倡竞争。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儒者忽略了“小康”的现实性与积极性,反而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大同”理想,这才是症结之所在。

儒学要有“文艺复兴”,要在中国和东方社会恢复原有的地位,就有需要调整对“大同”和“小康”的认识和评价。“大同”社会发展到“小康”社会,是人类社会必然的进化过程。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不是“公”与“私”,或“大”与“小”的差别。

“大同”理想固然崇高,但“小康”却是现实。

有人说,中国人多喜欢居“大”,不喜欢做“小”。这也许就是“小康”被误解了几千年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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